法，就是尽快率军南下，将占城军阻挡在国门之外。
郑柏急着要南下控制局面，但很多事情并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这支军队所面临的后勤补给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哪怕就算雇佣了海汉船只从海路运送补给物资，也很难维持从顺化到南方国境线的上千里补给线。海汉的船队要维持民团那种三四千人规模的队伍还勉强凑合，但兵力十倍于此的北越大军所需的物资，却已经超过了船队的运转能力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郑柏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就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方式——行军途中就地补给。比较简单易懂的说法，就是一路抢着走。凡是愿意献出粮食的民众，多少还能保得一家性命和少量的粮食，但只要是不愿合作的人，几乎都是被洗劫一空，胆敢反抗者更是连性命都有可能就此丢掉，反正战乱时期人命不值钱，被乱兵杀了也就杀了，顶多报一个“南越余孽”的罪名就混过去了。
这样的方式直接就导致了顺化以南的地区陷入到巨大的混乱之中，北越军所到之处，几乎如同蝗虫席卷一般。郑柏的初衷虽然只是征集补给，但这种命令到了基层，就很难原封原样地执行下去了。而且对于北越军队来说，南北分开多年，他们的家人都在争江以北，对于南越地区的民众并没有太多的怜悯和同情，下手抢夺财物也不会有太多的心理压力，很快就导致征集补给的行动变成了一场劫掠的盛宴。
在大海另一头，海汉执委会派出特派小组前往石碌的时候，郑柏指挥着麾下的大军也前进到了顺化以南四百里的广义一带。而此时军中的随军物品非但没有因为不断的消耗而减少，反倒是多出了数万斤的辎重。
这其中除了沿途不断靠着各种手段征集而来的军粮之外，更多的还是士兵们劫掠的各种私人物品。士兵们抢到钱财之后，并没有地方可以存放，更谈不上在行军途中花销掉，想要运回北方也没有可行的办法，于是就只能集中到一起存放，往往一队人抢劫的财物全都放到一起装几个大箱，然后行军时就一起带走。好在这一路南下倒也抢到了不少骡马之类的牲畜，倒是不需担心抢的东西太多没办法运走。
郑柏并不是瞎子，对于军中所出现的这种状况也不是没有发现，但在如今这种客观形势之下，如果不给予这些士兵们物质上的刺激，那的确也有些说不过去。郑柏倒是听说过海汉民团全都是在战后才论功行赏，作战期间缴获的财物要全部充公，可惜北越军中并没有立下这样的规矩，即便是那些曾经在海汉军中培训过的军官，大概也不会同意将属于自己的一份财物充公处理。
南越的政权已经瓦解，所以大军在一路清剿南越残余势力的过程中并没有再遭遇类似广治城的那种抵抗，守军往往是一触即溃，要嘛就直接开城投降了。郑柏所担心的频繁而密集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倒并没有出现。但这种一路连抢带杀的行军方式也造成了另一种恶果，那就是所经之处出现了大量的破产民众，而他们唯一的选择大概就只能背井离乡逃难了。于是南越地区出现了至1627年以来的第二次难民潮，而这次的地点不再是争江附近的南北交战区，转移到了南方的岘港、会安、三歧、广义、安宁等沿海地区城镇。
海汉执委会在战前就向北越朝廷讨要了岘港、归仁、金兰、头顿四个地方的租界权限，但此时除了更加南方的金兰和头顿之外，岘港和归仁这两处地方几乎都成为了白地，民众在北越大军的劫掠之下纷纷弃家出逃。而这种局面，无疑就给海汉想在这边实施的开发计划增加了更多的难度。毕竟港口的开发建设需要用到大量的劳动力，执委会在规划的时候直接就打算从当地征集主要劳力，只从大本营这边派管理人员过去就行。但北越军队这么一闹腾，恐怕执委会就得重新考虑劳力的来源分配了。
然而执委会也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替北越解决当下的问题，因为随着石碌项目的启动，执委会需要将更多的海上运力集中到胜利港——昌化这条航线上去，根本不可能派出更多的海船去替北越大军解决补给物资的运输问题。北越军在当地闹得一团糟，执委会也只能干瞪眼看着，毕竟当初的协议中也只涉及到当地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并没有说连同周边地区的人口都要给海汉留着。
对于这种局面，执委会也是相当无奈。按执委们去年所商定的发展计划，本来是有望在石碌、南越两处地点同时开始建设工程，但现在看来恐怕难以双管齐下。权衡再三，执委会还是决定先照顾距离胜利港更近，对于穿越集团未来发展更为重要的石碌铁矿。尽管石碌铁矿项目的建设时间可能要远远地大于开发南越港口所需的时间，但重要性却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这个决定，颜楚杰在执委会上发表过一番后来被外界广为讨论的观点：“有钢铁，就有战斗力，有战斗力，还有什么我们抢不到的地方？南越的港口放在那里又不会丢，只要我们的军力足够强大，将来别说这几个港口，就连整个中南半岛一起拿下来，那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虽然执委们并不是完全赞同颜楚杰这种略带偏激的观点，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说法具有一定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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