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雨没有父母，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她的老家在榕城西南方五百公里的一个村子里，几乎在两省的交界上。村子交通不便，人们活得很穷。年轻人很早就辍学出去打工，红雨也是其中的一员。
她初中毕业后，跟着同乡去了深城那边的电子厂，在厂里一干就是两年。
电子厂的生活非常枯燥，每天从早到晚高强度的工作，中午只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连饭都要大口吃才赶得及。
对于年龄偏小的她来说，过于呆板无趣，也学不到什么技能。红雨便辞了职，跑去了深城的市中心，找了一家按摩店当学徒。
她手艺学得好，人也勤快，很快便存下了一笔钱。那年，红雨的爷爷查出了绝症，需要动手术。
爷爷觉得治病太花钱，不想手术。红雨算了算手头的积蓄，还是不大够。她听说出国赚钱比较快，就通过朋友搭上了一个偷渡的蛇头，去了马来西亚。
国外也并不像蛇头描述得那样容易挣钱，红雨非但没赚到大钱，还被蛇头给骗了，进了监狱，前前后后折腾了快一年才被大使馆遣送回国。
回到村子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只剩下重病缠身的奶奶。
她重操旧业，去了榕城一家水疗馆做按摩。为了让奶奶享受先进的医疗，她把奶奶接到了榕城，将老家的房子卖了，又借了所有能借的钱，在榕城的郊区买了一套房子。
可惜房子一直没有拿到手。
红雨背着房贷和奶奶的医疗费，欠着所有亲戚的钱，几乎是赤贫的状态。好在，她上班的地方离这片楼盘不远，干脆提前住进了毛坯房，还能省些房租。
后来就遇到了梁时。
红雨答应拍摄以后，梁时当晚就赶了过去，事无巨细地跟她讲述拍摄的方式。
梁时会跟拍她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期间，她会留在这座四面透风的房子里，和红雨同吃同住。
梁时还提出，想白天也跟着她，去工作的地点拍摄。红雨倒是不介意，只是打工的地方可能需要沟通一下。
梁时点点头，她来负责和老板沟通，尽可能多拍一些镜头。
“同吃同睡”的拍摄方式困扰的不是红雨，而是从晚饭后就一直眉头紧锁的陈琛。
梁时讨好地跟在他身后：“现在天气暖和了，不会冻着的。那边就是条件差了一些而已，红雨能住，我也可以。再说，只有一个星期嘛，忍忍就过来了。”
陈琛回过头，轻轻叹了口气：“我只是觉得不安全。”
梁时立刻保证道：“放心吧，红雨对付野狗很有办法的！”
陈琛眉头皱得更深了：“还有野狗？”
……糟糕，说多了。
总之，梁时已经下定了决心，九头牛也拉不回来。陈琛只能妥协，但前提是，夜里他会安排人在那一带守着，保障她的人身安全。
这当然没什么问题。
梁时第二天便将一些简单的行李和拍摄要用的物品送了过去。
当晚，在她忙于拍摄周边环境的时候，红雨给她铺了一张还算舒服的床。床头用木板挡住，还把报纸糊在墙上，防止弄脏被褥。
灯一灭，眼前便尤其的黑，梁时能感觉到穿堂而过的风吹在自己脸上，就像睡在露天里。
马路上偶尔经过一辆车，轰隆隆的噪声一波波的传来，扰人安眠。
梁时这才真切地感受到，这地方是睡不好觉的。
第二天清晨，天空刚刚泛白，梁时就醒了。红雨已经起身，提着两只塑料桶下楼去打水。梁时一骨碌爬起来，拎起摄像机就跟了上去。
毛坯房没水没电，一切物资都要靠自己搬运。红雨每天步行去工地上的水龙头打干净的自来水，然后人力提回去。
为了保证最真实的拍摄效果，梁时全程都没有搭手。她像一个旁观者，默默地记录着这一切。
红雨用凉水简单洗漱后，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凉馒头当早餐。
房子里没有电，只有一个小型炉灶，连接着一只中型液化气罐。这个罐子也是红雨自己扛上来的，很费力气，所以她非常节省，只舍得用来烧水或者煮面条。
简单吃过早饭，红雨便动身去上班了。梁时也扛着摄像机，跟着红雨出了门。
她们在路口搭上一班公交车，慢慢悠悠地往城外驶去。
车上的人不算多，梁时抱着微型电影摄影机，外行人看起来，更像一只放大版的单反。
榕城是旅游城市，游客众多，这种装备挂在身上，并不会吸引太多眼球。
梁时知道红雨在一家水疗馆做按摩，但那地方具体在哪，她并没有打听过——看这个方向，好像不是去市区的？
公交车不一会儿便出了城区，驶上人烟稀少的国道。沿路青山白云，自然风光十分旖旎。
很快，红雨到站了，梁时跟着她下车，一眼就看到了“柏樾温泉山庄”的招牌。
梁时：“……”
梁时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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