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话是假，可不管怎么说，柳贺敢在他面前表露出对张居正的亲近，便说明在他心目中，自己是一位可以吐露真情的帝王。
天子的心情可以总结如下——
他不喜欢柳贺亲近张居正，但又不喜欢柳贺表露出对张居正的不亲近。
前者是因他不喜张居正管束，而后者，则是他不喜柳贺是一假情假意之人。
天子不由想起了柳贺写的《祭师文》，那位先生只是镇江府乡下一位默默无名的秀才，柳贺在京中当了大官，却时时惦念着那位先生，此事也让天子十分感动。
而张居正为人无论如何，他毕竟是柳贺的座师，天子若因此事迁怒于柳贺也着实不该，无论如何，二人座师与门生的关系不会改变。
仔细想想，张居正除了爱揽权外，对他也并不算坏，毕竟年少时他于政事毫不精通，张居正朝事再忙，却不会忘记对他的教导。
开海之事
“开海获利如何,你对朕细细道来。”天子是《育言报》的忠实读者，《育言报》上曾经登载了弗朗机航海家环游世界的壮举，天子倒是怀疑过其真实性,只是《育言报》将故事说得妙趣横生,又有利玛窦的经历佐证,可信度似乎高了许多。
大明物产丰饶，有许多可出口到海外,事实上，即便推行海禁,大明官方仍然通过多种渠道与海外进行贸易,东南沿海的渔船走私的获利也有不少,不过是民不举官不究罢了。
只从海外获得白银一项，柳贺觉得就能争取一二。
至于河漕与海漕之间的矛盾,海漕不夺河漕利是一，但河漕因涉利多又杂，用海漕钳制,也能助力河漕效率的提高。
除了经济因素外，开海也有政治因素在。
柳贺来见天子前已经打好了腹稿，他是来争取机会的，准备自然要做充足了。
开海的阻力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朱元璋开启的海禁之策，二是河漕的利益牵连,三则是官员及百姓对开海有陌生感，或者说,现下开海究竟能获得多少利润,这也是不可知的。
张居正任首辅时反对开海,柳贺却觉得,开海有大利可图，尤其在眼下这个时机——各地天气虽然多变，但因玉麦、甘薯等作物的逐渐推广，纵然逢上灾年，老百姓也不至于饿死。
且国库比嘉靖、隆庆年时要充盈许多，省着点花的话，的确可以用来训练海军——就当是为朝鲜之战做准备，此时虽有些早，但凡事预则立，多做准备总是没有坏处的。
何况若要开海，朝廷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也是很有必要的。
柳贺特意写信给张居正，告知自己意图开海的计划，他所写的内容要比今日对天子说的更详尽许多，毕竟有许多话不适合在天子面前说，却可以说给张居正听。
张居正的回信比以往更迟一些，随他的信一道附来的是一封张敬修的文书，张敬修说，张居正身子已不大支撑得住，恐怕明年就要不行。
“家父见了阁老来信十分欢喜，江陵地处乡下，家父离乡数十年，许多旧人已不识得，唯有阁老的信能令他稍感慰藉。”
万历二年柳贺筛了张敬修的会试卷，那时张敬修仍有些傲气，至如今，他已三十九岁，作为长子支撑起了家中内外，张居正任首辅与不任首辅的境遇多少还是有些不同的，这一点张敬修的感受十分深刻。
无论如何，柳贺雷打不动，每隔几日就有一封书信到江陵，见了他的来信，张居正总能稍稍高兴一些。
张敬修对父亲有位值得交托的门生也十分欣慰。
张居正性子一贯霸道，对待门生不像别的官员那般和婉，因而他早已料到自己的门生缘会极浅。
然而，嘉靖五年这一科，他终究是有了柳贺这么一位出众的门生。
柳贺读着张敬修的信，又将张居正对自己的叮嘱记下，柳贺能认出，这信并非张居正本人所写，而是由旁人代笔，可想而知如今张居正身体的境况。
在信中，张居正说，尽管他并不支持开海，但柳贺既下定决心，便放手施为就是，若柳贺开海得成，开海之利胜以往百倍千倍，那也是他想看见的情景。
柳贺手中攥着信，眼眶微微有些发红。
……
作为闲居在家的首辅，曾经执掌了整个大明的张居正不适合为柳贺摇旗呐喊，不过，其他官员则没有这样的顾忌。
事实上，自倭寇侵犯后，海禁与开海二事在朝堂内外都有支持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嘉靖年间倭寇之乱之所以猖獗，也是因为嘉靖元年开启了史上最严格的海禁政策。
沿海渔民、手工业者、船员等，有一部分甚至加入了倭寇，
王直那般的巨寇因此诞生，浙江巡抚朱纨奉命扫倭，却也因此得罪了朝堂上一批既得利益者，在一片攻讦声中，朱纨身为二品大员之尊却不得不服毒自杀。
他因此留下名句——“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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