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风潮是一个比五四风潮还要大的多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据估计在其时期，有一亿左右的人口参与其中。在运动中，很多学生有组织的下乡，他们像普通的农民和各种乡村职业者宣传“事实的真相”叙述了“英人的野蛮”呼吁“弃用西货、改用国货”学生的这种运动的经济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中国的商品经过多年的发展本来就已经和进口商品没什么大的分别，甚至在很多方面超过进口商品，这种文化运动显然有助于人们树立对国货的偏好。正因为如此，各种工商业组织都捐款支持这种运动，使得这种“下乡运动”并没有因为整个运动的停止而终结。据后世的文化史专家的评述，西方文明在普通中国人的印象从文明转向野蛮的最初转折点就是这场运动。但是，从后世的解密资料看，英国人好像愿望的不得了，因为一句话，他们被日本人耍了。事件最初的起因是日本人不满于和中国工会达成的现有协议，他们企图制造事端，但是日本人鉴于中国的反日情绪又不敢明火执仗，于是可怜的英国人就被日本人拉上了战车。策划此次事件的幕后主使就是徐州战争期间表现出色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冈村宁次，他向英国人危言耸听的宣称中国的工会不但威胁了日本人的利益，也威胁到了英国的利益，而事实上，英国人的竞争力确实和日本人有些相似。于是，日本人开始防火，而英国人则在一旁明火执仗的吹风。当然，最后的结果不言而喻，日本人一看情势不对就马上后退，而英国人则向唐吉诃德似的为了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面子问题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南方的内战在民国党的有意引导下并没有走向全国的战乱，由于吴佩孚的审时度势，同盟和他的军事合作也并没有中止，唯一的变化或许是，由于日本的“良好表现”同盟和日本的关系似乎改善了不少，政治上甚至有媒体称为“蜜月”关系。在美国人的斡旋下，中外双方很快在7月底达成了协议，由中、美、英、日、法五国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暴力事件的起因。与此同时，鉴于俄国人在1925年初的中俄条约中宣布放弃了在整个中国范围内的领事裁判权，在我和北京外交部的努力下，中外各方同意就修改领事裁判权问题进行谈判，自此，闹得满城风雨的五卅惨案也总算有了一个体面的总结。由于大部分国人对此满意，为了避免孤立的局面，在劳联-产联在7月底宣布停止罢工威胁后，八月初也宣布工联停止针对外国的罢工威胁。在1925年看来，日本是所有外国列强在中国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似乎实现了币原外交的目的，日本人在中国的形象得到了改变。由于日本人的狡猾，英国人的市场份额很多被产业结构十分相似的日本获得，因此五卅中，日本的对华出口反而有所增加，这一点成了币原外交有益于日本利益的最有力的证据。与此同时，由于同盟与日本关系的突然改善，日本人的能源、粮食安全似乎也获得了更大的保障。而英国人则在一场莫名其妙的斗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据估计，在6月中旬到七月中旬，英国人的损失超过5亿人民币，这个数额足够英国人建造20艘的战列舰了。据英国首相的回忆录声称，他对远东帝国当局的愚蠢行为感到羞辱，对日本人的狡诈简直是咬牙切齿。针对运动后的东方局势，英国人终于在八月开始采取补救措施，一方面利用事件的后续处理过程，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改善自己在中国的形象，另一方面又继续对广州政府采取敌视政策。南方的内战也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局势，如果说以前由于南方政府内部的隐患的存在，他还不能全力对外的话，那么内战后，他们由于在革命基础上的重新统一，这种全力对外的局面就出现了。随着南方与日本的逐渐接近，直系的背侧受到严重威胁，如此局面下，直系同同盟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大概就是吴佩孚竭力敦促英国人改善与中国特别是同盟的关系的原因。不过在我看来，至少在短期内，这种威胁还不会成为现实。内战的损失往往比外战还要大，这话一点也不假。两广的军队在内战中遭受惨重，由战前的八个师近十万人变成了七个师不足七万五千人，更重要的是多年积蓄的财力和囤积的军火都在这场内战中消耗或被陈炯明的大火焚毁。在湖南，几个月的鏖战使得素来人烟稠密的湘江沿岸地区的无数村庄化为焦土，湘西土匪在几乎整个湖南境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当然，这种影响对同盟未必就是坏事，因为湖南来北方的首批大规模移民就是这次内战的产物。内战消灭了南方的军阀，当却使得革命的力量急剧增长，特别是在湖南，为了对抗赵恒剔而组建的军队占到了新军队的三分之二。但是，这种倾向造成了国民党内某些人士的担心。随着内战的结束，谭延恺以不堪重负、缩减军费为借口，开始重新整编军队。军队由战时的六个师缩减到四个师，新军四个师被缩编为两个师，贺龙、陈赓为师长。谭延恺还以剿灭土匪为借口，把这些军队调离长沙中心地区，前往常德、邵阳一带的剿匪前线。月份，内战结束后的南方在广州召开了立宪都督府会议，有孙中山的遗嘱为护身符汪精卫顺利的继任为正式的都督，由于国民党主流派和劳动党的要求，汪精卫决定亲自调查廖仲恺、邓铿被刺事件的真相。到了9月份，事情很快真相大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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